广东检出1例“恐龙血” 你知道什么是“恐龙血”吗？

因此，这一时期台湾当局的两岸政策虽然也有政权认同的萌芽，但并未抛弃政党认同的思维，而且在后者指导下形成的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给两岸关系带来了诸多障碍。

在一些立言者的笔下，只要建立了美国式的司法审查制度或违宪审查制度，就可以实现理想中的权力制衡，就可以消除权力腐败，就可以建立清廉政治。作者：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来源: 《红旗文稿》2013年6月13日 进入 喻中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梦 民主政治 宪政 。

首先，从中国梦的文化渊源来看，面向未来的中国梦是不同历史时期多种渊源汇聚、融合的结果。如果把宪政理解为自由、民主、人权的汇聚，那么，宪政当然也是一个好东西。从一般意义上看，抽象地看，民主是个好东西，人权是个好东西，自由何尝不是一个好东西。那种以美国梦来代表宪政梦，再以宪政梦来代表中国梦的思维模式，既是一种文化上的不自信，也是一种懒汉思维。无论是在统治集团还是在民间社会，佛教文化都拥有广泛而真诚的信奉者：每个地方都有寺庙，佛教大师备受尊崇。

再往后，朱子、王阳明又在中国文化吸收了印度文化的大背景下，实现了对中国梦的重新表达。任何国家的民主政治实践，包括宪法的设计、议会的体制、司法的框架，尤其是对于民主和自由的表达、对于人权的保护等，都必须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必须根据特定语境下的具体情况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此时，国有资本的介入就成为一种必然。

另一方面，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也决定了在某些关键性领域和关乎国计民生的行业需要国有资本发挥控制力。然而，从这两部法律文件实施之日起，有关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制度的争议也不绝入耳。那么，公共投资只能由政府来直接进行吗？只能通过政府的一般预算来列支吗？按照经济学理论，公共产品一般分为两类，即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总之，作为一种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特殊制度安排，在我国特定的语境下，国有资本存在的意义除了弥补市场失灵外，还是实施产业政策、平衡地区发展、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工具。

[8]参见张馨、袁星侯、王玮：《部门预算改革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页。因为在预算关系中，人民基于对国家的信任而让渡部分财产形成公共经济资源（即信托财产），国家各预算主体则基于职权分配、使用和运营这些经济资源，以实现人民的信托利益.[18]此时，作为受托人的政府必须对委托人和受益人负责，尤其是在资金的使用上，必须坚持公共性理念，这是一种基于信托而产生的信义义务。

事实上，诸多非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直接履行出资人职能，属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实施范围，如上述提及的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等特殊公司，其目标都不是以营利为主。2.促进国有资本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摘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作为国家财政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基于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共财政的考虑还是基于国有资本的功能定位，都应以公共性为其首要目标。而一旦编制的预算本身偏离了公共性目标，那么无论是执行还是监督，都难以恢复其公共性特质。

[13]参见高培勇：《公共财政：概念界说与演变脉络》，《经济研究》2008年第12期。否则，营利性无疑应退居次位。同时，具有丰厚经营利润的金融类企业仍然游离于收益上缴制度之外。显然，这些公共投资在本质上应属于公共产品.正是因为公共产品难以为市场有效提供，所以才需要政府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介入。

[3]参见文宗瑜、刘微：《国有资本预算编制和审批》，《国有资产管理》2005年第8期。当前，由于我国政府一般财政支出压力和社会保障基金缺口都较大，因此，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支出项目应与二者对接，发挥国有资本的社会性功能，充分表现其公共性属性。

为更好地规范管理者的经营行为，使其恪尽职守地为企业服务，保障国有资产所有者的合法权益，需要通过预算制度将国有资产的经营收益、投入支出等纳入预算管理体系，从而加强监管，维护国有资产的安全。尤其是随着国有企业改革两权分离的不断深化，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中委托-代理关系的日益复杂，国有资产固有的所有者缺位问题，加上政府作为所有者代表在企业经营中所处的信息劣势，造成了经营管理人的道德风险不断加大，代理成本不断增加。

[16]朱大旗：《科学发展与我国〈预算法〉修订应予特别关注的五大问题》，《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9期。[6]由上可见，国家的双重身份和双重职能决定了国家所进行的财政活动必然包含两个领域：一是提供包括履行行政职能在内的社会公共事务所需要的财力，二是宏观经济管理及国有资本的收益分配。[17]就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而言，收入制度的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国有资本的安全，与全民的公共利益休戚相关。国有资产作为全民所有的财产，在制度本源上有着强烈的公共性特点，维护国有资产所有者的合法权益自然应成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中公共性的首要体现。但是，如果将该权力单独赋予国资委，那么又会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公共性面临落空的危险。[24]特别是在我国，由于国有企业仍较多地存在于竞争性领域、并具有较强的垄断经营性……如果我们的制度设计不能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在必须或可能的情况下向公共预算或社会保障预算转移，那么，资本性支出的合理性就会从根本上受到质疑.[25]而这种偏离了公共品的政府财政分配行为本质上不能反映公民对公共品的偏好，不能被视作合法合宪的财政行为.[26]因此，从法律层面要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向政府一般预算或社会保障预算进行转移有充分的理由。

在这种混合关系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收支安排与国家出资人对所出资企业的利益分配请求权和经营决策权相重叠。（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公共性与政府一般财政预算公共性之厘定虽然在理论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体现的是国家基于财产所有者的身份进行的收支活动，而政府一般财政预算是国家基于社会管理者身份进行的收入再分配，但在我国，由于《预算法》对预算收支项目的分类欠科学，以致出现了二者间的交叉，尤其是目前的经济建设支出仍然在政府一般财政支出中占有重要位置。

[25]徐晓松、林文彪：《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之资本性支出及其制度构建》，《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事实上，那些在发达国家通过市场机制能够解决的问题，在我国仅靠市场机制不一定能解决好，这就需要政府经济职能的发挥。

顾功耘，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5]参见汤玉刚：《我国政府供给偏好决定的一个经济学解释》，《财经研究》2006年第5期。

这主要源于《企业国有资产法》等诸多法律、法规对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提出的保值增值任务，而这种规定极易导致国资委对经济利益的过度追求。支出制度的合理与否则直接关系着政府经济职能的实现，关乎市场的健康发展。而这种经济职能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国有资本的力量，如政府通过国有资本的投入，加大对薄弱基础产业、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风险产业的投资，以纠正产业结构的失衡。具体到立法技术上，笔者建议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中明确设立专门的调入政府一般财政及社保基金项目。

这种义务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具体体现在如下3个方面：1.投资方向的逐步非营利化。关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性质，理论界基于对其与政府财政预算关系的认识不同，主要形成了两种学说，即独立说[2]和包含说[3].笔者认为，相对而言包含说较为合理。

这也正是对该类经营机构采取企业化、市场化运作而不直接作为政府部门下属机构的主要原因。与此相应，我国的财政体制就更加强烈地体现出政治权力属性的分配与财产权力属性的分配的二元色彩。

与此相适应，在政府经济职能的设定上，我国必然有着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诉求。[18]朱大旗：《从国家预算的特质论我国〈预算法〉的修订目的和原则》，《中国法学》2005年第1期。

但是，目前我国国有资产投资于经济建设的领域不仅涉及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而且涉足诸多本应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私人领域。[2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所体现出的这种强体内循环特征，实际上也造成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使得本来依靠垄断资源已获取巨额利润的国有企业有更多的现金流用于职工福利，进一步扩大了行业及个人的收入差距，引发新的分配不公。同时，通过预算目标的设计以及预算收支结构的具体调整使得这种公共性得以彰显和维护。最后，借助科学、合理、可行的预算程序尤其是编制程序对其予以制度保障。

预算在编制后需经人大批准方可生效。胡改蓉，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20]另一方面，在竞争性领域应通过对国有企业收取高额红利或采取售股变现等措施使其逐渐退出市场。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益的编制中应充分尊重国资委的意见，同时发挥财政部门的监督作用

在当前的舆论话语中，宪政梦也可能表达了一些立言者对于美好政治的憧憬。福山的这种言论，实为当代中国的一些立言者以宪政梦指称中国梦的依据。